k8凯发官网入口当朱淑雨得知《新传媒》荣获优秀校园媒体的称号时，作为主编的她和周围同学一样，激动得叫出了声。
11月1日下午，第五届大学生校园媒体大赛颁奖典礼在深圳大学举行，在这场有全国91所高校角逐的比赛中，广西大学的校园媒体表现亮眼。
朱淑雨团队的学生作品《4亿女性的“她”需求：卫生巾里的隐痛和改革》获得公益传播类优秀奖，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丁骋教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广西大学团学新媒体中心亦有两篇作品获奖。
更令人惊喜的是，罗诗婷等学生作品《县城中学里，被“遗忘”的心理角落》获深度报道一等奖，这是《新传媒》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与其并列的，是来自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作品。
“你们是一匹黑马！”在颁奖后举行的校媒交流营中，一位高校老师这样评价《新传媒》。朱淑雨则分享了成为“黑马”的秘诀：“从‘身边’和‘小事’出发，做有温度的观察者。”这家已走过15个年头的校园媒体，记录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用青春书写的代表作。
广西云-广西日报记者顾醒航和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一起采访。何昭彤 摄
2024年9月，就读大三的罗诗婷正在上“高级新闻业务”这门专业课，任课的张明副教授要求每位学生提交一篇深度报道作为期末考查作业。优秀作品可在由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自办的《新传媒》上刊发。
“作为学生，从自身经历出发找选题，是比较便利的方法。”罗诗婷回想起自己在县里读初中时，曾听说同学患有抑郁症，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似乎少有人问津。于是，她决定将选题聚焦于县中的心理教育，“我想回到熟悉的地方，看看那些被忽略的角落”。
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后，2024年11月，她回到老家，走进了那所学校的心理辅导室，很快发现状况并不乐观——
在黄悦琳（化名）任教的学校里，学生人数将近4000人，却只有她一名专职心理老师，全校的心理课教学和心理辅导工作都由她负责。而按照国家标准，中小学专职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是1:1000……黄悦琳的心理辅导室，不仅缺少专门的团体活动空间，辅导区与办公区还存在空间重叠。
“受访老师说，在学生与家庭的问题里‘谁先感受到痛苦，谁就会先去做出改变’，这句话我记到现在，那种想帮学生却又无力的感觉，一下就戳中了我。”罗诗婷回忆说。
之后，她又和不同学校的心理老师交谈，搜集了大量有关县中心理教育的公开数据，“所有的资料加起来，有近十万字”。
但真正动笔时，罗诗婷犯了难。一开始，她每一个细节都舍不得删。7000字的初稿，更像一份调研报告。
在张明和《新传媒》编辑的建议下，她精简与主题无关的细节和数据，尽量用具体对话和人物故事展现主题。到2025年5月在公众号上发表时，已压缩到了4000余字。
《4亿女性的“她”需求：卫生巾里的隐痛与改革》的选题，同样来源于日常生活。朱淑雨和同学们希望尝试做一篇数据新闻作品，在讨论选题时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反映卫生巾有使用感受差、价格不合理等问题，但又“无法改变”“习惯了”。
卫生巾究竟面临什么问题？卫生巾为何不能“好”一点？这些思考，化作了报道中的文字：
我国拥有超过6.8亿女性人口，15—54岁年龄段的女性人口约为4亿，这意味着，卫生巾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更是一个关乎4亿女性的民生议题……为何4亿女性对卫生巾高性价比、基础质量安全的诉求，迟迟不能够得到满足？
在老师的指导下，她们通过线上线下采访、发放问卷等方式搜集材料，了解人们碰到的真实困境，同时挖掘产业数据与政策轨迹、分析问题根源与应对策略……8月20日，这篇前后打磨了11个版本的报道终于发出。
让她们感到欣喜的是，报道发出后，同学们纷纷点赞，感谢校媒关注这个问题；还有机构媒体记者看到报道，特意给指导老师发来赞扬信息。朱淑雨说：“当时我们很受鼓舞，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为一个由学生运营的校媒，其新闻生产流程与新闻机构非常相似。”2014年加入《新传媒》、如今任职于安徽日报的方舢，对当年的采编流程记忆深刻：学生定期报题，由学生编辑筛选后提交指导老师确认，再由有兴趣的学生接手采写；初稿完成后，经两位学生编辑把关修改，最后交由每月轮值的指导老师终审，方可正式发表。
这一流程至今未变。朱淑雨介绍，《新传媒》的组织架构也参考了机构媒体，分为编委会、采编部和运营部：编委会负责管理与策划，采编部承担选题提出与稿件采写，运营部负责公众号运营、纸质版发行与活动组织。
“和广西大学里的‘雨无声’‘西大团学小微’等官方校媒有所区别的是，我们不做校园活动、会议等常规的校园报道，而是专注于深度报道。”苏华副教授是《新传媒》的指导老师之一，他告诉记者，在广西大学的校园媒体生态中，这份校媒有着鲜明的独特性。
这种定位决定了其“硬核”属性：一方面，深度报道难度大、周期长，常有学生因学业压力中途弃稿；另一方面，更高的创作自由度也让学生获得全面锻炼。
为了让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新传媒》搭建了“课程与实践”的衔接桥梁。“我们有意将本科生的新闻实务类课程作业和新传媒的发稿结合起来。”张明说，这让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有了更直接的实践载体。
朱淑雨介绍，自2011年1月创刊以来，纸质版《新传媒》已成功发行90期，共发表了近900篇学生作品。
《广西马帮：从广西深山来，到全国深山去》《“驾校代理”背后，你了解多少？》《告别南宁最早住宅小区，消逝的大板一区》，街头音乐人、手工修鞋匠、农村鳏寡孤独老人……翻阅往期作品，一个个有温度的选题，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映入眼帘。
2016级新闻学专业毕业生、曾担任《新传媒》第八届新闻部部长的张威这样感慨：“居于校园，选题的范围却是星辰大海。”
“从选题到采访写作，全流程完成一篇深度报道，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锻炼是非常大的。”丁骋自豪地介绍，很多学生如今已经成长为机构媒体的业务骨干。
同为2016级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现任职于新华社的记者王成（化名）深有感触。他加入《新传媒》的第一篇稿件，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打磨。这篇写南宁“电动摩的”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的深度报道，最终获得了当年广西高校新闻扶持计划深度报道类二等奖。“这段经历，绝对是埋下了一颗种子，为我后来读研、进入新华社工作提供了信心，打下了基础。”他说。
在全国其他高校的新闻学院，也有不少类似的校园媒体。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RUC新闻坊”、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指导下的《新闻学生》、南京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未来编辑部”等，它们或聚焦深度数字新闻报道，或深耕公共议题观察，均成为新闻教育实践的重要载体。
“近几年来，学生的积极性正在降低，稿件的数量和质量均在下滑。”张明在谈到校媒发展时坦言，2024年有近半年时间《新传媒》未发出一篇稿子，接近于停刊。
丁骋则说得更直接一些，在校园媒体发稿，对升学、就业的直接帮助有限；加上深度报道操作难度大、耗时长，学生的热情自然打了折扣。
面临困境的，并非《新传媒》一家。有的校媒核心采编力量一毕业，就面临人才“断粮”。“几乎永远都在培养新人的路上。”另有校媒因学校缺乏对指导老师的正向激励机制，使得老师们的投入热忱消减。当然，也有校媒做出了新的尝试，如将校媒作为专业核心课的教学平台等。
此次获奖，带来了一些转机。朱淑雨欣喜地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有不少新同学申请加入她的团队。“《新传媒》终于又活起来了。”
跟着新闻媒体转型的步伐，校媒也在主动求变。CG技术、AI技术，以及各种数据处理软件已被校媒广泛应用，在本次大学生校园媒体大赛中，广西大学团学新媒体中心的获奖作品《春日邀约，用AI共赴“花漾”时光》，就大量运用AI技术制作图片特效；《新传媒》近期也开设了视频号，在坚守深度报道核心定位的同时，探索更贴合当下传播场景的表达形式。
在新技术的冲击下，校媒经历对学生的意义或许比以往更大。在大赛颁奖典礼上，南京大学教授王辰瑶给出了她的理由：当全球初级岗位因AI技术发展而减少时，“经验”成为年轻人最关键的竞争力。“经验存在于真实世界。”她认为，校园媒体正是青年学子走出考场、进入社会，获得真实经验的宝贵路径。
苏华对此非常赞同：“新闻行业有句话——七分采，三分写。对选题的把控和深入一线的采访，是AI无法替代的。”
这个判断，也被不少校媒作品印证。南京大学陆地团队通过近距离接触记录城市流浪汉群体，写出作品《睡在新街口地铁站的人》，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深圳大学校媒《新新NewTimes》关于水电费的新媒体报道一经发布，就有大量的城中村居民留言涌入；复旦大学《复旦青年》主编赵睿佳介绍，他们关注学生骑行困境的报道不仅获得10万+阅读量，更在一年后推动当地政府修筑了非机动车通道，“学生的校园生活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
采访即将结束时，朱淑雨告诉记者，她们的作品《4亿女性的“她”需求：卫生巾里的隐痛和改革》已经入围第十届中国数据新闻大赛暨首届AIGC应用大赛决赛，比赛日期正是11月8日记者节当天。罗诗婷已经大四，她希望毕业后能进入媒体行业，真正成为一名记者，“在校媒的经历，让我确定了自己想做的事”。
（报道组成员：实习生赵可盈、詹翔宇、季昕颖、黄玉婷、韦燕语、王佳睿、杨杰、毛杭 广西云-广西日报记者顾醒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