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DiVoMiner用户，来自澳门科技大学黄苑泽博士的最新研究出炉！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2》的新闻报道为对象，揭示主流媒体如何通过市场数据、技术参数等可量化指标，将意识形态隐入娱乐化叙事，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本研究聚焦中国主流媒体对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2》）的报道，通过内容分析法，并结合DiVoMiner文本挖掘工具，分析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3月30日期间，《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央视新闻、央视网、南方日报、香港《文汇报》共七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共459篇。本研究提出“嵌入式意识形态传播”概念，揭示主流媒体如何通过市场数据、技术参数等可量化指标，将意识形态隐入娱乐化叙事。研究发现，报道呈“用户中心型”传播模式特征，虽强化情感认同，却因过度依赖受众叙事导致批判性话语缺位。本研究旨为文化传播的“流量逻辑”与“专业主义”矛盾提供新案例。
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屡创票房佳绩，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表达。主流媒体是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文化报道中承担着树立国家文化形象、传递主流价值观的使命，通过高频率的正面宣传，构建主流线春节档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2》）为例，发现主流媒体集中报道其在文化创新、票房表现、技术突破、海外影响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报道呈现出明显的受众导向特征，459篇报道中，观众视角占比56.9%；学术与评论员视角合计6.4%，导致技术批判与文化反思缺位；官方视角（36.3%）以“嵌入式”话语策略实现意识形态引导，形成“情感认同—市场验证—政策背书”的三重话语体系。
基于嵌入性理论和隐性传播理论，本研究提出“嵌入式意识形态传播”概念，揭示主流媒体如何通过这些框架话语，将意识形态嵌入娱乐化叙事中。同时提出，这种报道框架模式固然有助于传递主流价值观，但也可能因缺乏专业视角而呈现出“用户中心型”传播的倾向，导致深度探讨和批判性分析不足。
从本研究对七家主流媒体（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分析结果来看，《哪吒2》报道量的最高峰值是2025年2月12日元宵节至2月14日情人节。从词云图上看出，频率居高的词依次是：哪吒、中国、文化、电影、发展、票房、创新、香港、观众、市场、产业、技术等等。媒体叙事框架为：票房表现（40.4%）、文化创新（37.3%）、技术突破（14.4%）、海外影响（8%），说明主流媒体的报道在框架选择上较为集中，几乎都落入既定的几种视角，而非采用多元化、开放性的角度来探讨影片的成功与争议。
正如Goffman提出的媒介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媒介通过选择性报道、突出特定视角和议题设置，影响受众对社会现实的理解。[1, 2]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框架不仅用于新闻叙事，还嵌入特定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3]研究表明，主流媒体在报道文化现象时，往往建构官方认可的线]，如中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国产电影时，倾向于突出文化自信、技术突破和市场成功。
中国主流媒体的叙事框架有了时代的变化。主流媒体早期宣传中，直接强调“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等宏大主题。在数字化与全球化双重背景下，意识形态传播正经历从显性宣教向隐性嵌入的范式转型。实践证明，长久而有效的宣传往往并不要求声势浩大，常常是有理不在声高，无声更胜有声一筹，这便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隐性传播，它能通过委婉的方式，激发受众群体的主观思维。可以说，显性传播是推着目标对象向前走，而隐性传播则是让目标对象自己向前走，从本质上实现了对目标对象的思维控制和舆论引导。[7]
报道《哪吒2》时呈现的隐性传播，聚焦票房、技术突破、文化创新和海外影响，转向更加生活化、娱乐化的叙事手法。如讲述“急急如律令”英译升级的创新、海外观众的认可，以及将“文化自信”具象化为特效镜头数量（1900个）、1万多个特效元素、参与制作公司数量（138家）等可量化指标，通过娱乐化、情感共鸣、观众叙事等方式，悄然传递“文化自信”“民族认同”等意识形态信息。
海外电影观众竟然也喜欢《哪吒2》！川剧锣鼓撞上好莱坞式的剪辑节奏，迸发出跨文化共鸣的璀璨火花，让海外观众无须字幕，就能在栩栩如生的动画狂潮里读懂东方美学。动画电影将地方性文化元素转化为全球青年都能接受的案例，三星堆文物的数字化重构就是这种文化转化的典型实践。光影无国界，动画的视听重组超越了史诗翻译的隔阂，像电影里的青铜神树在云端舒展，数字特效让传统文化有了时代感，让全球观众在视觉冲击中领悟中国符号。
漫天翻腾的铁链交织出《哪吒之魔童闹海》中一场恢宏激烈的战争。百万铁链在空中飘动，如发丝般流畅；铁链在高速甩动下交错缠绕，却未曾穿透角色的身体，展现出极高的特效精度。《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片特效镜头数量已经超过前作全片镜头总数。从让人惊喜的单日6.1亿元到随后单日7亿元+、凯发国际娱乐官网入口网址8亿元+的一路飙升，观众形容“咤儿”的票房走势就和影片激燃的剧情一样“高开疯走”。
#哪吒2单片满意度#作为2019年现象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哪吒之魔童闹海》用1900多个特效镜头、1万多个特效元素，交出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答卷。根据近日公布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哪吒之魔童闹海》单片满意度87.3分，为近两年春节档首位。
——1万多个特效元素！1900多个特效镜头！网友：#哪吒2特效加buff了#[哇]
新闻并非客观中立，而是嵌入政治经济结构（如资本控制、国家宣传）和职业规范（如新闻伦理）中，[9]主流媒体承担了宣传与政治动员的功能。媒体报道的框架、议题设置、舆论导向等行为往往嵌入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机制之中。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显性宣传机制（如单向灌输、符号象征），而近年来的“隐性传播”理论强调通过情感共鸣、文化叙事等非政治化路径实现意识形态渗透。[7]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1944）中提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最初用于批判市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割裂，强调经济行为必须嵌入社会关系、文化规范和制度结构之中。[10]这一理论后来被引入传播学，成为分析媒介、技术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框架。
在娱乐化叙事中融入官方意识形态，通过票房、技术、文化创新等话语建构“文化自信”。这种“嵌入式意识形态传播”（Embedded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指媒体不再单纯灌输，而是通过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进行潜移默化的传播，实现了更深层次的影响力。这有望揭示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嵌入的新维度——不仅嵌入社会关系，更深度嵌入技术参数与流量逻辑。
以传播主体为例，本研究中，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官方视角（36.3%），以“嵌入式”话语策略实现意识形态引导，通过市场数据、官方、受众、名人背书（如李家超、霍启刚、杨受成、周星驰等）话语相互嵌入，实现意识形态嵌入的价值引导。这里说的名人背书，即意见领袖的话语功能，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人民的选择》（1944）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指“在每一个社会群体当中都存在一小部分政治思想活跃、敏感、喜欢影响其他人做决定的人”。拉扎斯菲尔德同时也对“意见领袖”的传播方式，即“二级传播流”做了探讨，“在人际关系网中，‘意见领袖’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们却认为正式媒介是比人际关系更有效的影响来源。这就意味着信息是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传递给那些不太活跃的人群的。”[11]
自己说自己好，别人很难相信，但别人说自己好就很容易让人相信。因此，巧用第三方进行舆论斗争，借对方之口讲自己想讲的话，是舆论斗争隐性传播的重要策略，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意见领袖是大众传播中的评论员、转达者和动议者，在社会舆论场中扮演着“向导”和“桥梁”的角色，影响了“意见领袖”，往往就能影响舆论的走向和强度。[7]
李家超表示，“电影充分展示国家动画制作技术和水平快速发展，让世界感受中华文化和中国故事的魅力。”特别是殷夫人将万箭穿心的哪吒抱入怀中一幕，母爱力量让人动容，也正如世间伟大母亲对子女无私的爱。电影还有另一看点，配乐由本港青年音乐人操刀，用唢呐和电吉他等乐器为电影添上“港风”，打造中西合璧的视听盛宴。谈到电影中哪吒的金句：“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以及哪吒面对困境时的不屈与无惧，让人热血沸腾。凯发国际娱乐官网入口网址李家超认为，这正如香港近年大力改革，不断完成一件又一件搁置已久的难题，政府团队同样无畏无惧逐个击破，展现破局思维，“哪吒精神激励大家继续披荆斩棘，踏出自己的路”。
霍启刚也点赞了电影《哪吒2》，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正是文化自信的生动写照。“我看的时候感受非常深，《哪吒2》的故事、特效技术、拍摄手法是工匠精神磨出来的，这也体现出中国人才辈出、创意无限，未来会更加美好。
杨受成表示自己平时很少看动画，但是今次这套《哪吒2》的确令他看得非常投入，他指出，电影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哪吒孝顺、重情义，电影除了有超越荷里活（注：意为好莱坞）的动画技术，当中有关中国传统美德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自己看到哪吒与父母的情节时十分感动。
2月18日，周星驰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连发10遍“我要看哪吒2”！周星驰称：“《哪吒2》这周六22号在香港公映，入场的基本配置，我都已经准备好。”随后，周星驰经纪人陈震宇在社交平台晒出周星驰cos（角色扮演）哪吒的背影照，并配文：星爷cos哪吒。照片中周星驰cos了哪吒的经典形象：身披“混天绫”，戴着“乾坤圈”，头上扎了两个小丸子。
大卫·门肖（David Manning White）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守门人”理论，认为新闻编辑和记者在新闻选择过程中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他们通过选择哪些新闻事件进入报道，从而决定了公众接触到哪些信息。[12]这个过程不仅是对新闻事件的筛选，还包括对这些事件的深度解读和价值判断。然而，《哪吒2》相关报道更多呈现“去媒介化”特征，过度迎合市场化需求，追求流量和话题性。
“叙事膨胀”是由赫尔曼（Herman）和柴特（Chomsky）在其“宣传模型””（Propaganda Model）中提出的概念。[13]该理论认为，媒体通过不断地放大和扩展新闻故事，将事件的规模、影响力或重要性进行夸大，从而影响公众对事件的理解和态度。
在本研究分析的459篇报道中，主流媒体采用“用户中心型”传播模式，过度聚焦于受众反应和市场表现，导致专业性话语的缺失。报道中学术与评论员视角合计6.4%，形同点缀。同时，如微博平台通过“#哪吒2出海#”等话题标签，将个体观影体验转化为集体文化认同，而学术批评几乎从公众视野消失。再例如，报道中反复强调“票房神话”“技术突破”，却很少探讨《哪吒2》在文化输出、价值观传播中的深层次挑战与矛盾。主流话语借助观众评价和社交媒体互动，形成“受众叙事膨胀”的现象：主流媒体利用大量受众评价和观影体验塑造了电影的成功形象，却未能引导受众进行批判性思考。
以“受众叙事膨胀”为特征的报道中，观众评价成为报道的核心要素，电影被塑造成全民娱乐事件。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频繁引用观众留言，如“燃爆了”“国漫崛起”“文化自信”，但这些评论多为情感化表达，缺乏对电影内涵的深入探讨。同时，主流媒体通过“情感共鸣”实现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如借助“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的台词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将电影故事与国家复兴叙事相结合。这种做法虽能激发受众认同感，但也使得报道过于单一、浅表化。
单一受众视角的叙事膨胀，揭示了主流媒体在文化报道领域存在的一个深层结构性矛盾：在追求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流量逻辑”与坚守内容专业性的“专业主义”之间的失衡状态。这一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维度：首先是内容生产机制的异化，观众视角的过度膨胀（56.9%）导致报道呈现“情感通胀”特征，比如大量使用个体体验叙事（如外国观众“震撼”反应），依赖社交媒体热度指标（如微博话题阅读量）引导内容生产，形成“情感刺激—用户互动—流量转化”的闭环逻辑，为国产动画的长远发展带来了隐忧。
专业视角的结构性缺失造成技术报道的“浅层化陷阱”：一方面，特效镜头数量（1900个）被高频提及；另一方面，核心技术的自主性指标（如渲染引擎国产化率）完全缺席。渲染海外观众好评，却忽视文化折扣（翻译损耗率）；突出票房破纪录，忽略春节档排片垄断争议及回避分级制度缺失。还有三维引擎进口比例、动作捕捉设备国产化率等等，这些专业话题在本研究的样本中，均没有内容显示。这种选择性呈现，与Bourdieu（1996）提出的“符号暴力”机制不谋而合——通过突出易量化指标，遮蔽需要专业解读的关键问题。[14]
“太棒了！太震撼了！”奥斯卡奖评委、南加州大学动画研究与实践项目主任希拉·索菲安表示，“《哪吒2》在制作设计、音效、音乐等方面更上一层楼。故事情节复杂，情节曲折。”她喊话饺子导演：“恭喜您！您在电影中体现出超强专业性，我非常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这部电影在奥斯卡奖参赛作品中将非常有竞争力，我非常期待《哪吒2》可以角逐2025年的奥斯卡奖，这样我将有机会为您投票！”
耐心看完《哪吒2》的片尾制作名单，外国网友又一次震惊：138家中国动画公司、4000多名动画人齐上阵！“‘哪吒’集结了整个中国龙族最坚硬的龙鳞”！
这种传播策略虽然能在短期内激发受众的热情和情感认同，但难以实现文化软实力的深层次塑造与传播。
这种“狂欢与沉默”的悖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在传播内容上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性失语”。研究发现，媒体对电影工业关键指标的报道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反复强调“1900个特效镜头”“138家制作公司”等可视化数据，却完全回避了三维渲染引擎进口率、动作捕捉设备国产化程度等核心技术指标。这种报道策略恰如Bourdieu（1996）所指出的“符号暴力”——通过突出易传播的表象，遮蔽了需要专业解释的实质问题。例如，在分析电影海外传播时，媒体渲染“越南观众专程入境观影”的个案，却无一提及该片北美票房仅占全球总票房3%的结构性困境。
其次，在话语主体上表现出严重的比例失衡。本研究构建的“叙事角度量化模型”显示，观众视角占比高达56.9%，学术与评论员视角合计6.4%。这种失衡导致媒体报道陷入Gitlin（1980）所警示的“框架自反性”陷阱——过度依赖受众情感反馈（如微博线泪目瞬间#）形成内容生产的闭环，使媒体丧失了对文化产品的矫正功能。
在平台治理层面，亟须建立“专业内容算法补偿”机制。可参考B站“深度影评”标签的加权策略，对包含专业术语、文献引用的内容给予流量倾斜。同时，在微博等平台设置“专家声音”专属入口，打破“热评即真理”的传播怪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发现的“嵌入式意识形态传播”现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通过票房数据、技术参数等“硬指标”传递文化自信，确实比直白的政治宣传更易被接受；但另一方面，当这种嵌入过度依赖量化指标时，反而会削弱文化的价值内涵。正如波兰尼（1944）所警示的，任何脱离社会关系的经济指标都会导致认知扭曲。因此，未来的文化传播研究需要更关注“如何平衡流量与质量”这一元问题。
